嚴歌苓:我有敏感的內心和同情的耳朵

2019-11-07 16:52:56    所在頻道:  產業交流頻道    來源: 新華日報    作者 :   
  作為海外華人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女性小說家之一,嚴歌苓有著堪稱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。從文工團的舞者到戰地記者,從旅美作家到美國外交官夫人,再到國內最具市場潛力的作家和“華裔第一女編劇”,她將自己的人生過成了“一個女人的史詩”。近日,嚴歌苓來到南京,做客由新華日報和德基美術館合作推出的“公共美學計劃”。談寫作、談家庭,也談人生、談生活,嚴歌苓思路清晰、言之有物,讓在場的觀眾感知到她優雅柔婉外表下包裹著的一顆自律、堅韌且豐盈的內心。
  
  現實的種子通過虛構重獲生命
  
  一襲黑色的連衣裙襯托出優美的頸部曲線,黑色微卷的頭發自然地披在肩膀上,胸前別致奪目的項鏈閃耀著迷人的光芒……嚴歌苓每一次亮相,都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優雅與端莊。盡管飛了十多個小時剛剛從歐洲趕到南京,她的臉上看不到一絲倦容,始終保持微笑,腰背挺得筆直,踩著一雙“恨天高”,走起路來風姿搖曳、儀態萬千。面對觀眾和記者的一色贊美,嚴歌苓欣然接受,她承認自己極度愛美,因為“愛美是女人的本能”。
  
  “我對南京有著非常深厚的情感,在部隊的時候,我每年都會來南京住上一個月。”嚴歌苓和外交官丈夫去過世界很多地方,但南京這座城市在她心目中依舊是無法替代的,她說自己喜歡南京城市里有山有湖、大街上茂密的梧桐樹,更重要的一點是,這里有她血脈上的牽連,“南京是我媽媽的故鄉,以前我經常會陪媽媽回來,現在媽媽去世了,我依舊每年回來給她上墳。”
  
  從事寫作40余年,嚴歌苓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,迄今創作了20多部長篇小說,70多部中短篇小說。一位文學家的成長,總是離不開童年的經歷以及成長的年代,嚴歌苓深信這一點。上世紀50年代末,她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,父親嚴敦勛既是作家也是畫家。家里藏書眾多,她沉浸其中飽讀世界經典,也由此開始窺探人性、了悟世情。在幼年的記憶里,嚴歌苓還時常跟著父親去公園里寫生:“父親用他的畫筆來詮釋生活,將他看到的真實景象用藝術的方式折射給我。我很慶幸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里,閱讀的書籍、欣賞的畫,都讓我的人生獲得豐厚的藝術滋養。”
  
  讀萬卷書,行萬里路,這兩件事情她都做到了。12歲那年,嚴歌苓來到了成都部隊的文工團成為了一名文藝兵,因為每年進藏演出,她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文化,也由此打開了人生的格局。多年的軍旅生活也直接影響了她之后的寫作氣質——總是將普通小人物的故事融入到恢弘的時代背景之中,“我的作品沒有市井生活,大多是宏大敘事的背景,這和我的成長經歷有關。”
  
  身為高產作家,嚴歌苓時常被問起創作的“黃金法則”, “我所有的故事都是聽來的,他們都有著現實的種子,然后通過虛構重獲生命。”大部分時候,她喜歡做一個安靜的傾聽者,將旁人未曾留意的小故事和小細節牢牢地捕捉住,深深地儲存在心底,等待著時間將其慢慢發酵,“我是一個記憶力特別好的人,三十多年前,我從另一個作家那里聽到了一群修鐵路的鐵道兵與一只熊的故事,最近幾年我問他:這故事你打算寫嗎?他說:‘這是我告訴你的嗎?我早忘了。’可我就不會忘掉故事的,我聽到好故事就放在心里,老在琢磨這個故事我能不能寫。”
  
  “我有著敏感的內心和同情的耳朵,所以很容易對人家的苦難、人家的痛,產生共感,這大概就是為什么我能寫出那么多故事的原因。”嚴歌苓這樣總結。
  
  筆下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影子
  
  “過去無論是灰姑娘、茶花女,或者杜十娘,幾乎所有的女性形象,最后都需要愛情來救贖,需要一個男性來拯救。而現在,她的作品顛覆了千百年來的套路,女性終于站出來說,我不需要你來救贖我。” 高曉松曾經在他的節目《曉松奇談》中這樣評價嚴歌苓的作品。
  
  如他所言,嚴歌苓為當代文壇貢獻了一大批經典女性形象:少女小漁、寡婦王葡萄、小姨多鶴、護士萬紅、馮婉喻……這些有著鮮明女性意識的人物盡管生活在不同的時空,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,但身體里共同蘊藏著寬容大度、堅強隱忍的女性力量。為什么偏愛描寫女性?嚴歌苓這樣解釋:“大概因為我的生活里,女性都扛起了生活的重擔,成為了家庭里極為重要的人物。”
  
  嚴歌苓的祖父嚴恩春是留美博士,回國任教的他因為目睹國民黨政府貪腐無能而痛苦自殺。“我祖父自殺之后,是我的祖母和她的婆婆撐起了整個家庭。包括我的前婆婆、李準的太太,她作為一個‘反動文人’的太太,一直忍辱負重地活著。我覺得女人在很多時候是非常堅韌的,這可能是因為造物主賦予女性傳承生命的神圣職責,預示著女性必須學會堅韌。”
  
  所以在嚴歌苓小說里,她將女性塑造成了當仁不讓的“救贖者”:“我所描寫的這些女性并不是完美無缺的,比如《金陵十三釵》中的玉墨用自己的肉身去承擔救贖,她們身上不是沒有缺陷和污點,但是女性寬容、接納,以及藏污納垢去愛的能力是偉大的。”
  
  在嚴歌苓的心目中,最理想的女性形象是她小說里的王葡萄和扶桑,“從她們的身上可以讀出兩種極致的女性性格特質,一個是以被動消極來表達自己的強大與寬容,另一個是主動出擊的行動派,二者都表現出強大的女性力量。”
  
  “當我描寫女性的時候,我其實是站在她們心里的,我筆下的每一位女性,都或多或少有我自己的影子。” 嚴歌苓用親身經歷訴說著自己對生活和情感的感悟,并不斷地投射到筆下的人物,“比如我寫《扶桑》,那時候我三十多歲,剛離婚沒多久,所以《扶桑》里有這樣一句話:‘扶桑選擇了婚姻,從此愛情不再能傷害她。’聽上去有一種幻滅的感覺。后來隨著年紀的增長,我在《陸犯焉識》里又寫道:‘愛是一生的事情。’由此可見我對愛情和婚姻的看法發生了一些改變,變得更加的成熟和平常心。”
  
  希望被讀出突破自我枷鎖的掙扎
  
  從《少女小漁》到《小姨多鶴》,從《金陵十三釵》到《陸犯焉識》,嚴歌苓的很多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,張藝謀、陳凱歌、馮小剛等華語電影圈最為知名的導演都曾與之有過合作,她也因此被稱為“華裔第一女編劇”。事實上,嚴歌苓一直運用中英文雙語寫作,還是美國編劇協會的會員。雖然作品頻頻被大導演青睞,但是嚴歌苓坦言,自己和導演的交集并不多:“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小說里的精神能被導演全部捕捉到,但我通常不會和導演溝通,因為這樣做就破壞了導演渾然一體的藝術創作。”也許是同為女性的緣故,在合作過的導演中,嚴歌苓最欣賞的是自己的閨蜜——陳沖:“陳沖最懂我,她把我的作品幾乎全讀過了,我們經常一起買菜、聊天,一起打發時間。”
  
  如今,嚴歌苓一年中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柏林,她稱自己是一位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:“對于我來說,樓上是職場,樓下是家庭。我很喜歡做家庭主婦,也享受做媽媽的感覺,每天晚上,我都會給家里精心準備一頓晚餐。” 在她看來,女人外表美是一方面,而內心的精神氣質同樣重要,“一個內心不空虛并且充滿溫暖善意的女人就是美麗的,在我的腦海里,一個賢良的女人做家務帶孩子,那個瞬間就非常美,也非常性感。”
  
  定居藝術氛圍濃厚的歐洲,嚴歌苓保持著逛博物館、美術館的習慣,看展覽之于她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補給,“歐洲的周日,很多商店不開門,人們幾乎只能去逛博物館、美術館。人在一周內,有六天可以為肉體而活,需要拿出一天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。”她鼓勵大家多去美術館觀展,“當我們的眼睛經常看到一些美的藝術作品,我們的審美能力會自然而然地獲得提升,同時也陶冶了情操。”
  
  在嚴歌苓的生活中,寫作更像是規律日常的工作,晚上九點就寢,凌晨四點起床,心無旁騖地寫上四五個小時,直到榨出她能想出的最后一個字。嚴歌苓享受這樣的寫作狀態,在她看來,寫作是需要不斷訓練的,“我們生活的方式和十年前不同,表達情感的方式也不同,一個作家必須要不斷地訓練自己,才能寫出屬于自己風格和符合當下審美的文字。”嚴歌苓一直將自己定位成一個“講故事”的人,并嘗試著用不同的語言形式進行創作,“我不希望讀者剛讀幾段就說:‘我知道是誰寫的!’我想在創作中呈現不同感覺的文字,也希望大家能讀出我在其中突破自我枷鎖的掙扎。”

創意時代(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網)聲明:此消息系轉載自新聞權威媒體,創意時代(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網)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和進行學術交流之目的,并不用于商業用途且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。文章內容僅供參考。如不慎侵犯第三方權益,請與我們聯絡,我們將第一時間進行處理。更多消息,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關注

单双中特最准网